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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丝路纪行诗的主旋律|绵阳市三台县新闻
发布时间:2019-09-19? ??访问:? ? 54500


  清代丝路纪行诗人的组成庞大,包罗军旅诗人、戍边官员、游幕投边文人以及清廷流人,而以流人群体中诗人的规模最为重大,诗作水平也较高。在这些丝路诗人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乾隆年间纪昀创作的《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此外另有嘹亮吉《伊犁纪事诗》42首,祁韵士《西陲竹枝词》100首,福庆《异域竹枝词》100首,林则徐《回疆竹枝词》24首,叶礼《甘肃竹枝词》100首,王曾翼《回疆杂咏》30首,左肇奎《伊犁纪事》20首,萧雄《西疆杂述诗》150首等。

  清代丝路纪行诗题材大为拓宽,内容富厚多彩,凡山水之走向、关塞之险要、物产之漫衍、民族宗教之关系、民俗习惯之异同、政略军略之得失皆席卷其中。由于远离中原,而且地域很是辽阔,旅途漫长而艰辛,行旅丝路的文人只得以诗自娱,正如祁韵士所言:“远程万里,一车辘辘,无可与话,乃不得不以诗自遣。”(《蒙池行稿》自序)再加上路上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曾是中原相同外国、对外开放的唯一通道,有着富厚的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诗人所到之处,山水、风物、土俗、民情、奇迹等无不引发着他们的创作热情。而丝绸之路自汉唐以来,就是多种文化汇聚、碰撞、融合的要害地带,至清代已经形成了与中原迥异的多元文化品质,以是清代丝路纪行诗作当中,诗人们险些将一起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毫无遗漏地形诸文字,吟成诗篇。

  清人的丝路纪行诗作中,清代西北边疆发生的所有重大事务都有所反映,有些诗作堪称“诗史”,如左宗棠的幕僚施补华所作的《重定新疆纪功诗》,叙述了左宗棠统领西征军收复新疆的全历程,此诗为四言长诗,共280句,凡1120字,其熟悉价值不行低估。同时,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地理情况千差万别,沙漠、草原、雪山、沙漠、绿洲等地貌交相呼应,奇特的地理风景在诗人笔下形成了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诗歌风貌。而丝绸之路自古又是多民族共生共存、配合生长的黄金地带,多民族聚居的民俗事项也成就了清代丝路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皆成为清代诗人吟咏的工具,甚至许多诗人直接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入诗,凡此种种皆作育了清代丝路纪行诗歌奇特的气势派头。

  就诗人自身创作气势派头而言,丝绸之路上的壮美风景、深挚的历史积淀,又陶铸了他们的审美意见意义,影响诗人的创作看法和气势派头,许多诗人在行旅丝路之后,创作更上层楼,嘹亮吉即是一例。论者对其丝路纪行诗评价甚高,如“塞外诸诗,奇情异景,穷而益工。”(《国朝诗萃二集》),“至万里荷戈,身历奇险,又复奇气喷溢,信乎山水能助人也。”(《听松庐诗话》)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当中,发生了不可胜数的重大事务,而再次统一西域、买通丝路,毋庸置疑地成为清王朝最值得一定的历史孝敬之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履历了天山以北两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天山以南平定巨细和卓叛乱之后,清代中央政权终于统一天山南北,将河西走廊所毗连的西域广袤的领土再度纳入中央王朝的国界。乾隆二十九年(1764),御史曹学闵建议重修《一统志》,其理由就是要将刚刚重新统一的西域纳入到《大清一统志》,“以昭大一统之盛”(《大清一统志序》)。乾隆四十九年完成的续修本《大清一统志》,专门以七卷的篇幅设立了“西域新疆统部”,这次重修“体现了大一统国界的完整以及西域少数民族地域与祖国不行支解的血肉联系,从而贯彻了国家大一统的纂修宗旨”(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乾隆天子还颁旨对西北举行实测,将西域各地的节气时分补入《时宪书》,新疆舆地收入《内府舆图》,这些措施都宣示着领土统一之后,政治秩序的周全建设和政治地域的认同。嘉庆十七年(1812),嘉庆帝下令穆彰阿等再次重修《大清一统志》,将“西域新疆统部”明确为“新疆统部”。清代确定的“新疆”,并没有新辟疆土之意,同光年间平定张格尔之乱、抗击沙俄侵略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总结得好,他称为“故土新归”确切地反映了中原士人看待这片区域的熟悉和历史情绪。

  纵观丝绸之路的历史盛衰我们会发现,国家的统一安宁是丝绸之路流通、繁荣的基础条件,宁静共处、互惠互利、同等交流是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家、民族在历史实践中告竣的共识。因此,追求宁静与统一、反映交流与认同,是整个清代丝路文学的主旋律。

  首先,清人丝路文学的主题体现上,除了传统的风景纪游诗作以外,大量的作品所反映的是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配合开发西北边疆、友好来往,以及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相互明白和认同的社会生涯场景。这些形貌不仅是国家大一统局势下的润色鸿业、歌功颂德,更深层地反映了诸多中原士人身履目验、实地体会之后的真切体会。他们的创作,无一破例都在向我们通报一个理念,边疆的牢固和繁荣,最基础的条件就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诸如周珠生“且喜皇图无内外,笑他秦帝筑长城”(《呼图壁贻施巡检》),即暗含此意。

  其次,创作视角的转换上,清代丝路文学的创作者也有了新变。国界的统一,疆界的明确和国家意识的增强都对清代的丝路诗人发生了很大影响,这体现在清代诗人明白和审阅以致记载、评价丝路社会生涯的时间,其身份和态度的改变。他们的身份从旅行者、外来客酿成了主人翁。有了这样的熟悉,他们看待边疆风物、少数民族文化,更多的是本着宽容的善意去视察,是以“同胞”的态度去明白和认同,如施补华《轮台歌》有句云:“衣冠泰半仍胡俗,郡县重新隶职方”,即反映了中央政权虽然设立郡县、统一了政治区划,但照旧尊重少数民族习俗,说明清代文人已逐渐将以汉民族为主的视角转换为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视角。

  再次,意象选择上,反映出清代诗人前进的民族文化心态。在传统的丝路文学作品中,尤其在边塞诗作当中,丝路上的阳关、楼兰、塞外、孤城、阴山、沙场、胡虏等意象,往往转达给读者的是一种荒芜、冷寂的感受,使人感受西域是一片不毛之地,阳关之外的少数民族是未开化的蛮族。这是由于丝绸之路上的地理特征与中原差异较大,而中原与西北边疆的民族交流由于丝绸之路的隔离又较少的缘故。清代统一西域之后,经济生长的同时,中原与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的交流也越来越频仍,以是清代文人对这片广袤的土地越发熟悉,他们的诗作有意消除了边地与中原的隔膜感,通过对边疆风物的形貌,不再刻意放大文化、地理情况当中的“异质”特征,体现出了一种求同存异、民族共融的态度。在他们的诗作之中,虽然传统的边塞意象仍在使用,但其蕴含的文化心态却早已改变。“衣冠通日下,风物似江南”(毕沅《抵迪化城有作四首》)、“春度玉门关外满,不须听作战场声”(和瑛《闻城上海螺》)、“祁连山上春如海,开到江南桃李花”(铁保《次及门阮中丞寄怀原韵》),这样的形貌拉近了中原与边地的距离,也还原了一个较为真实的丝路面目,更主要的是体现了清代士人前进的民族文化观,体现了诗人们对边疆文化情况的认同。

  作者:侯冬(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灼烁日报》( 2019年01月21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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